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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做个好人必须得理解与适用得现状分析

点击数:2019-04-24 20:00

转载:中国律师网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作为鼓励见义勇为的法律条款,适用于紧急救助的情形中,在法律实务中如何去解释和运用还没有共识。本文通过回顾、对比的方法,综合分析与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和冲突。对于好人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应当充分应用立法目的解释的方法,来处理理解和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国外的相类似条款相比,我国还应当在此领域内进一步加强立法配套工作。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于2017年07月01日开始实施。

本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善意施救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被称之为“好人条款”[1],又称之为“见义勇为免责条款”(以下简称为“好人条款”)。

1.立法背景

随着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价值观导向的偏差,近年来,因救助他人而陷入物质和精神损失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随着大范围的关注和渲染,引发了整个社会都在拷问道德和诚信的缺失,“老人不能扶,好人不能做”,似乎成了道德滑坡的标志[2]。当然,在这些事件中,有道德和诚信的缺失问题,也有法律不当适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并无法律对此作出明文规定,从而造成了无法可依的局面。

要纠正这种社会氛围,正确引导社会价值观,促进民族的凝聚力和法治进程的建设,应当对善意施救者在法律上和制度上给予全面保护。“如何才能进行全面保护?”成为了必须考虑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2.立法目的

在既往的法律条文中,善意施救者往往被要求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或者必要的技能,甚至是专业知识,应当将损害降到最低的范围之内[3]。如果施救者因为过失而造成受助人的损害,或者损害加重,极易引发纠纷。在司法过程中甚至出现要求施救者证明其合理动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应当承担责任。

现实生活中,施救者往往会因为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如何注意,从而造成损失或损失扩大。施救者往往不能达到其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的证明标准,最终承担了全部或部分责任。这大大限制了善意施救者的救助意愿。

好人条款取消了但书设置,鼓励人们对不负救助义务的他人进行积极的施救行为,为此赋予了一定的豁免权,从而保证其不受民事责任的追究[4]。该条款消除了因施救行为而带来风险的可能,鼓励人们向处于危难中的人伸出济困之手,对端正社会风气,唤醒良知,大有裨益。

二、“好人条款”的制定、理解与适用

1.“好人条款”的修订过程

本条款经历了三个重要的修订阶段[5],分别从重大过失除外到免除善意施救者的举证责任,到最后完全取消了但书设置。

第一阶段:“重大过失”除外

该条款中含有“除重大过失外”,重大过失的界定和如何担责问题引发争议,认为无法消除善意施救者的担忧,无法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第二阶段:免除举证责任

该条款中含“受助人能够证明善意施救者有重大过失造成自己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善意施救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该争议点在于没有任何善意施救者可以保证在施救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重大的过失。如果因此而担责,施救者会在此时产生犹豫,畏缩不前。

第三阶段:“过失”免责

第三次修订之后,成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这是我国通过立法的形式,第一次明确将见义勇为救助他人的民事责任进行豁免。

2.对“好人条款”的理解

2.1紧急救助必须出于自愿

善意施救者与受助人之间并无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是完全出于自愿的行为[6]。如果善意施救者与受助人之间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例如潜水爱好者与救生员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配偶之间,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并不受本条款的约束和保护。如受到指派履行职务的行为,也不能认为行为人完全出于自愿,这种情况下其注意义务高于普通人,更谈不上免除其注意义务的可能性。

2.2紧急救助必须是无偿的

无偿的紧急救助行为,往往出于施救者善良的本性,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倡导[7]。在紧急救助的情况之下,作为非专业人员往往欠缺必需的专业知识,其救助行为无法达到专业救助人员的水平,对其要求的注意义务也相对较低。

有偿的救助服务往往发生于专业人员和受助人之间。因专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能够在救助的过程中达到较高水平。有偿救助行为本身就是受助人为挽回损失,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签订的合同行为。如果两者之间为事先约定的有偿救助行为,或者在救助过程中而实际形成的有偿救助行为,在两者之间形成了无名合同,理应受到合同法的约束[8]。因此,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在此过程中出现过失和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施救者应当承担责任。

2.3紧急救助情形及救助行为的界定

何种状态下受助人属于应当紧急救助的情形?哪些救助行为属于适当的紧急救助行为?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

因紧急救助行为常发生在专业场所之外,紧急救助的情形也多种多样,在场人员中往往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判断的标准也应当是按照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标准,不能强求按照专业人员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9]。

如果该情形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定时,才可以借助相应的法律法规或专业知识进行判断。如直接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判断标准衡量,往往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范围,紧急救助情形的判断错误或者救助行为的方式方法判断错误会大大增加。如果按此进行追责,会打消人们自愿救助的积极性,从而出现“只有人旁观,无人伸援手”的情形。

3.好人条款的适用现状

3.1法律思维的转变需要较长的过程

案例一:赵宇案

2018年12月26日,赵宇遇见一女子遭人骚扰便上前救助。双方发生打斗,后对方受伤。因此,2018年12月29日,赵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被羁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检察院不批准逮捕,赵宇被释放。

案例二:三个儿童扶起老人案

老太太蒋某摔倒在地,造成大腿根部粉碎性骨折,共花去医疗费、护理费等2万余元。蒋某摔倒后,手里死死抓住一位9岁小朋友的手,说是被儿童撞到,儿童说自己是做好事,双方各执一词。老太家人背着她找到其中一名儿童江某家“赖”着不走,最后不得已来到司法所进行调解,即便是有目击证人证明儿童的无辜和清白,仍然赔偿老太7500元。

第一个案例中,执法人员并没有选择适用好人条款的规定按见义勇为处理,而是按照了故意伤害进行处理。将本可以在民法领域内处理的案件,进入到了刑法领域。第二个案例中,司法人员依然采用了惯用的高度盖然性的原则进行责任判断,并按公平原则进行责任分担,并未考虑好人条款免责的规定。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好人条款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广泛应用。其原因有很多种,一是既有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各种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影响案件处理的因素很多,案件往往从社会和谐的角度进行考虑。但这种以和事佬的心态处理案件,划分责任,往往使善意施救者黯然神伤,当再次面临紧急救助的情形时,会更加犹豫,甚至惶恐。

3.2不加限制地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彭宇案,小悦悦事件,摔倒扶不扶的各种事件,每一次都上演着善意施救者流血又流泪的场面,物质和精神受到双重的伤害。司法实践中往往出于法庭调查的惰性,或者事件的真相无法查清,为了案结事了,而不加限制的适用了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以公平为名进行实质责任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正义的实现,更多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怜悯和照顾[10]。在司法实践中,公平责任原则往往变成了有损失就要大家一起扛。责任比例分不清,或者不愿意分清,就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将损失均给各方。

在紧急状态下,出现损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一旦成为实际参与者,很大程度上可以预见将成为分担损失的一份子。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必然使善意施救者为担心分担损失而思虑再三,最终放弃。

3.3与好人条款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全国很多省、直辖市、自治区、设区的市都出台过关于见义勇为认定办法、见义勇为奖励办法、见义勇为保护办法等名称类似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地方性法规主要出现在好人条款确立之前。虽然与好人条款能形成配套,但与好人条款衔接上仍有一定的偏差。在见义勇为的评定标准上,多倾向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保护国家集体利益、个人生命方面;在主观上都强调不顾个人安危;在单个事件上又强调事迹突出;在保护和奖励方面,往往是针对见义勇为的个人医疗费等人身损害方面的损失进行补贴;对于见义勇为者因过失造成的损害如何进行豁免方面并未提及[11]。

目前对于好人条款,专门性的配套的法地方性法规,尚未出现。

四、好人法在国外与国内的实施情况比较

“好人法”在多国均有实施,学界习惯统称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其名称来源于《圣经》中耶稣所做的好撒马利亚人的著名比喻[12]。

1.国外的好人法实施情况

在美国几乎各州都有自己的好人法,虽然宽严有别,条文各异,但总体上都是通过法律规定来免除见义勇为者因为施救而造成损失的责任。比如:紧急救援不能以回报为目的;施救者因严重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免于刑责;施救者一单开始是就不能离开现场,除非有专业人员到来。不倡导面对暴力危险时挺身而出,但可以选择报警[13]。

加拿大的情况大致与美国相同,但更为强调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表彰,加拿大设立见义勇为奖已经超过50年。全国性的表彰活动由加拿大总督亲自主持。

德国民法典规定:紧急救助的情形可以免责,但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可以免责。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规定:遇见紧急救助的情形,行为人自身并无重大危险,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的情况之下,不进行救援的,要追求刑责及罚金[14]。因施救者过失而造成的损失,可以从国家得到赔偿,这样就消除了见义勇为者的顾虑。

2.我国“好人条款”适用情况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聚法网、搜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适用的裁判文书,结果显示为0,意味着这条款自实施以来并未被适用过。原因可能多种,可能为没有类似的案件,缺乏适用的条件;也可能依然在既往的思维模式之中,仍然依照既往的规则进行裁判。

五、好人条款与现行其他法律之间的冲突

1.好人条款与刑法之间的冲突

好人条款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解存在歧义[15]。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作为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自愿救助他人的行为,损害了受助人的合法权益,即便是这样,该行为也是合法的,不需要承担责任。第二种是仅仅豁免了其民事责任,但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然要追求其刑事责任。

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体现着法秩序的一体性。按照刑法的规定,因重大的过失造成他人死亡或重伤的应当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刑罚[16]。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进行理解,既然该法条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即意味着无论造成何种损失都不会触犯法律,既然不触犯民法,当然更不会触犯刑法,也就谈不上承担责任的问题。好人条款和刑法在法理上和实体法条上产生了冲突。

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进行理解,可以免除民事责任,但不免除其刑事责任。即一旦发生严重过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就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此状况下,并未使善意施救者处于有利的地位,也未能打消其顾虑,更不能起到应有的正向引导作用。这与好人条款的立法原意并不相符。

2.好人条款与侵权责任法的冲突

我国的侵权法体系由《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家赔偿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构成。在侵权法体系中,因重大过失而造成损失需要承担责任是一种通行的原则。

好人条款完全排出了重大过失担责的情形,与侵权法理论体系中的原则产生了冲突。例如:《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会考虑到紧急情况,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较一般情况下可以有所降低,但并未完全免除其未尽到注意义务的责任[17]。但按照好人条款,则可以进行完全免责。

六、加强法律配套

好人条款已经出台,目的是为了促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正能量形成。但仅有该条款是不够的,在没有其他的法律法规的配合下,显得势单力薄,不足以对善意施救者形成全方面的保护,也不足以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供法律框架。

1.建议制定《见义勇为法》

对见义勇为者,应从激励、促进、免责、保护、奖励、优抚等各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保护和倡导。使见义勇为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肯定,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扩大对见义勇为行为认定的宽度,不再拘泥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事迹突出等条件,让在紧急状态下做出行动的人都包含在内。

2.加大对讹诈者的惩罚力度

现实生活中,总是会出现受助者对施助者进行讹诈的行为。尤其是近些年来,“帮助他人,施救者反被讹诈”的事件层出不穷。因为年龄的因素(年龄过大或过小),司法机关人手不足的因素,加上讹诈并未得逞,造成的损失较小,最后不了了之。因此,造成的社会观感是犯罪成本畸小,而做好人的风险极大。如不加强对类似行为的惩罚力度,会阻碍良好社会风尚的树立。

3.设立“见危不救罪”

借鉴德国、法国、奥地利、芬兰等国家的经验,在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该罪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强化救助义务,使之从道德的层面升格为法律层面的义务。这样就能与好人条款豁免善意施救者因不当施救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形成呼应,使当救不救的悲剧不再出现。

七、结语

《民法总则》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好人条款的设立也是在整个社会强烈的呼吁下出台,响应了时代的需求,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的法治进程从之前的法律和道德相分离,逐步发展为相互融合,好人条款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可为顺理成章。好人条款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对社会风尚进行正面引导,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是整个社会想尽力挽回诚信和道德危机的回应。

但,好人条款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完全豁免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弊端,这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才能使之真正的落到实处。但,好的开始已经是成功的一半,好人条款的实施为整个社会带来信心和希望。

注释:

[1].杨旭.《民法总则》"好人条款"法理辩析[J].法制与社会,2017(23).

[2].曹成双.“扶起摔倒老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一种伦理挑战[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62-67.

[3].苏艳英.民事救助义务的设立路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02):96-100.

[4].杨立新,王毅纯.我国善意救助者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为考察[J].求是学刊,2013,40(3):75-86.

[5].王亮,李玲娟.见义勇为的法律思考——兼论《民法总则》第183、184条的理解与适用[J].法治社会,2018(1):104-109.

[6].王毅纯.民法总则中自愿紧急救助制度的理论逻辑与适用规则[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32(05):33-42.

[7].房绍坤,张玉东.论紧急救助情形下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以《民法总则》第184条为分析对象[J].比较法研究,2018(6):64-78.

[8].陈兴丽.论海难救助中救助人的义务[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

[9].常璇,杨成梁."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概念及辨析[J].当代法学,2005,19(2):132-135.

[10].朱明阳.对公平责任原则的悖论思考[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7(2):50-51.

[11]颢钧.见义勇为认定何必为难“好友”[J].人民周刊,2017(2):59-59.

[12].常业环.无因管理视角下善意救助者的法律保护[D].石河子大学,2018.

[13].林海.加州“好人法”:让普通人也敢救急助难[J].检察风云,2017(21):60-61.

[14].托马斯&#;魏根特,张志钢.德国刑法向何处去?——21世纪的问题与发展趋势[J].刑法论丛,2017(1).

[15].王道发.论中国式“好人法”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兼论《民法总则》第184条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1):120-129.

[16].林亚刚.德、日刑法犯罪过失学说介评[J].法学评论,2000(2):139-146.

[17].田土城.《侵权责任法》之损害补偿条款研究[J].学习论坛,2014,30(2):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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